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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腊子鱼

坚守是一种爱好;坚守是一种品德;坚守一种意志。我愿坚守自己的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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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知青”《甄漪的下乡岁月》(纪实小说之二)  

2013-03-07 16:13:04|  分类: 文化·原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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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知青”

七月的原野,酷暑难当。

破旧的长途客车像只蜗牛爬行在颠簸而又狭窄的乡间公路上。因为有两个美女,刚上车时人们还不时用眼睛往这边瞅,随着气温的升高,情绪的烦躁逐渐取代了对美女的欣赏。

客车左摇右晃,身后掀起了一道道浑黄的尘土。骄阳似火,在四野升腾起一股股热浪并“穿透”进来,使车里的人个个都汗流浃背;车子的晃动,像一个巨大的摇篮,把拥挤不堪的乘客摇得昏昏欲睡;一些乘客手中的“黑武器”(用土烟卷成的又粗又长的卷烟)冒出的刺鼻烟味,与狐臭者身上散发出的味道混杂在一起,熏得坐在最后面的两个美女直想呕吐,特别是第一次到农村的阳妹,更是感到苦不堪言。

“这还在路上就这么难受,今后的日子咋过啊!”阳妹一边捂住鼻子,一边发着牢骚。

“闻多了就习惯喽!”同样难受的甄漪不得不安慰她。她知道:当初同意与阳妹到这个公社,就意味着自己还得照顾她——虽然自己比阳妹仅仅大一岁。她想,自己的恶心与呕吐也许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吧。本着“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咬紧牙关反复做深呼吸,强迫自己适应这个环境;以“咱们下乡几年都得过、还怕闻这一时的臭味吗”的自我“鞭策”、来遏制这难耐的感官“味觉”。这又造成了“连锁反应”——想到要在一无所知的偏僻山村最少呆几年,她的心里更觉忐忑。

“看了那么多的新闻简报,别的知青下乡时都是戴着大红花专车接送还敲锣打鼓地举行轰轰烈烈的仪式,你看我们这个样子,冷冷清清,还要和他们夹杂在一起!” 阳妹一边咳嗽一边抱怨着。没有出过门的她考虑问题很简单,而甄漪却在思索着将来。

“那是68年、69年那阵,”她像个大姐姐一样劝慰阳妹:“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已经七八年了,现在到农村已成为毕业后的制度,咱们还是多想想下乡后咋好好干吧!”班主任曾经告诉她:以她的学习成绩,在以前考省里著名的华西医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当医生一直是她的奋斗目标。前不久看了电影《春苗》和《红雨》,给了她启迪,恰逢学校开展“学朝农”活动,她很快学会了扎银针,并熟练掌握了30多个穴位和对应的病理,这次也把那套银针带来了。她明白:如今想读大学必须经过贫下中农的推荐。临别时,当了十多年区委书记、恢复工作才三年的父亲告诉她,只有真心服务于民,贫下中农才会信任你,并送了她16字赠言:少说多做、吃苦耐劳,勤勤恳恳、不发牢骚。母亲则告诉她:不但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还要多向向叔叔汇报思想——“仅靠群众推荐是不够的,关键时还必须有领导把关!”

她知道:父亲是理想主义的方式,教育他们严格按党和毛主席的要求办事;母亲是现实主义的,经常提醒儿女注意搞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所以,父亲总批评母亲是“八级泥水匠”。

各取所需,她在父母那里汲取了不同的“养料”。不过,对于下乡,她心中存在着隐忧:13岁那年,在一次去造反派那里要父母的工资时,见一群知青围着“革委会”闹事“要说法”。原来是“文革”的第一批下乡知青中有个叫刘伟成的在一次械斗中被打死激起了官河区所有知青的愤怒。他们认为是执政的造反派打死的,于是一边围攻执政的“红旗派”司令部,一边在官河镇的大街小巷的墙上刷满了标语:“刘伟成烈士安息吧,我们一定要为你报仇雪恨!”还有不堪入目的“我们一定要把麻子兵‘红旗’派的姐儿妹子全部X完”等骂人的脏话。后来一了解,才知道事情的原因是刘伟成等人刚刚下乡不久,见田野里有几只鸡,便捉住杀了“红烧”,正在满嘴喷油地吃时被农民抓了个“现行”。双方一语不合,动了手,没想到农民人多,一怒之下,用锄头把刘伟成当场打死了,干过造反派的几个知青立即上纲上线,把其作为政治斗争向当权的“红旗”派革委会讨要说法。这件事在她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阴影,至今挥之不去。她忽然想起前几年“批林批孔”时林彪有一条罪状:污蔑知青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现在自己内心深处却泛起了认同感。刚有此想法,立即感觉到这种认识是反动的,不由得脸红了。于是警觉地左右张望、生怕别人看出自己的心思。谁知记忆总和情绪紧紧相连:

几年前县城枪毙了一个因为强奸女知青并将其勒死的罪犯又浮现在脑海里——那个家伙过去还是生产队长呢!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先是逼迫那个女知青与其“谈恋爱”,被拒绝后便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趁其不备将其强暴并杀害。母亲同意她到向辉主管的这个公社,大半有安全方面的考虑。对此,她非常羡慕北方建设兵团的知青——一群群、一队队在一起劳动、起居,欢歌笑语好不快乐!而自己的下乡就像散兵游勇,总害怕会像那个女孩一样,掉入粗狂愚昧的“现管”口中!

“我听说有不少的女知青被农民强奸了!”似乎心灵相通、一旁的阳妹竟亦忧心忡忡地贴着她的耳朵说道:“你妈妈嘱咐向书记没有,让我们去民风好一点的生产队?!”

“放心,”她压住自己的烦恼,安慰阳妹道:“向辉曾经跟我爸爸当了五年的通讯员,算是最贴心的部下吧,临走前,我妈妈专门给他打过电话的。”安慰别人,其实也是安慰自己。

她们的这一切被同车的一个男青年看在眼里。他上车后一直在观察她们,亦是整个车里精神状态最好的人。观察良久,他干脆把座位与人换了坐到了她们的身边。

“你不认识我了吗?”他注视着甄漪,语气有些失望;

“你是——”她打量着这个青年,觉得有些面熟,但一时想不起来。

“真是贵人健忘啊,”男青年摇了摇头:“我是陈新褚,三年前咱们还是一个班呢!”

她想起来了:他坐在后排,当时是个单薄瘦弱的男生,也不爱说话。三年不见,已长成一个青春昂然、活力四射、其打扮也是严格按照当下宣传画中常见的“革命青年”:绿军装、左胸前的毛主席像章下别着一支“英雄”钢笔,金训华式的“知青头”。虽然酷热难当、衣服上已经被汗水湿透了好几处,但着装一丝不苟,在车内更显得与众不同。

甄漪的记忆中,他初中没读完就离开了学校。

热情的陈新褚告诉她们,当年在县城读书是因为父亲在城郊公社当书记,自己初中二年级时父亲调回老家。想到自己的年龄比较大而且反正都要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所以他干脆辍学提前在老家乡下当了知青。“前不久被贫下中农推荐到地区师专读中文专业,昨天到县里办完了一切手续回家。”

 “你初中都没有毕业就可以上大专哪!”阳妹睁大了眼睛:“甄漪姐,我们这两年高中算是白读了!”

“我可是贫下中农推荐的啊!” 陈新褚申辩着:“我下乡已有三年了!”

“哦,‘老知青’了啊!”阳妹故意拉长声音:“那你只能读中专嘛!”甄漪冷冷一笑:“老同学,你跟我们说实话,初中没毕业就能读大专,是否有你父亲的因素呢?!”

“这个嘛,”陈新褚有些不快,赓即把头一昂,大气地回答:“主要是我自己表现得好吧,至于是否有父亲的打招呼,我想不会有吧。”

“哎呀,本应同级,但我们这才下乡,你就读大学了,”阳妹不依不饶地讥讽道:“‘进步’得也太快了点吧!”

“别忘了,我比你早三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 陈新褚听出阳妹语气中的责难,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如果没记错的话,我比你大三岁呢!三年后你才达到我现在的年龄啊!再说,革命不分先后,更谈不上什么进步!”

甄漪知道:由于“文革”最初的“停课闹革命”导致1966年下半年起,直到1970年上半年各学校都在“停摆”。复课后,1953年到1957年五个年龄段出生的都读同一个年级的初中。所以,陈新褚所言非虚。

“阳妹其实是很佩服和羡慕你啊!” 她打着“圆场”:“谁都知道,知青能够进工厂参军已是非常难了,初中没毕业却能上大学,简直是凤毛麟角啊!”

“是啊,没想到你成了‘凤’和‘麟’。”阳妹不无讽刺地附和道:“所以我说你进步很快!”

 “你可能是受了社会上传言的毒,”陈新褚用评判的口吻说道:“在他们看来,知青被推荐读大学、中专,是 ‘最大的进步’;其次是进工厂和参军;再次是留在乡里当区乡干部‘跑田坎’的说法,我是不这么看的。”

阳妹轻声地哼了一声,撇了撇嘴,气氛有些尴尬。

 “你为什么与我们同车呢?” 甄漪转移话题,问道。

“我的家就在鸱崖公社的场镇上。” 陈新褚乐于回答并主动地介绍起来:“鸱崖公社方圆有60来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六千,主要是山区和丘陵,全公社共有五个大队、32个生产队。”

“那就是鸱崖,”他指着窗外远处高耸的山峰:“从山下望去,山峰高耸、云雾缭绕,若非阳光普照,它就像个含羞的古代美女,使你难见真容。但是,爬到山顶后,却是别有洞天:湛蓝的天空,白云如絮,仿佛就在你的头上,只要踮起脚跟就能‘撕’下一块;郁郁葱葱的树木给一个个深丘‘戴’上了‘峨冠’;金灿灿的稻谷给层层的梯田‘套’上了‘浓装’;溪水潺潺,穿梭在青峰翠峦之间,飘逸灵动,仿佛是仙女的‘博带’。而难以计数的小水库似一面面镜子,把云彩倒映、把山川‘透视’,让初到的人们看得眼花缭乱。”

“你说话挺有文采嘛!”刚才还嘲讽有嘉的阳妹立即对这位老知青有了好感。甄漪回忆起来了,读初二时老师曾经把陈新褚的文章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宣读过。她忽然想到了另外一个人,在文采方面,两人有着惊人的相似。

“也许是生于斯、长于斯之故吧,” 陈新褚注视着甄漪,继续介绍:“公社所在地就是我的家, 它位于一个约4、5平方公里的坝子的中央,许是位置之故,人们就一直叫它中场。”

“乡场上都有城镇居民吗?”阳妹好奇地问。

 “场镇上有400百多个居民呢!” 陈新褚不无自豪地告诉她们,虽然自己的家乡就在这里,但很早以前父亲就当上了革命干部,两年前又被提拔到离家乡80多公里的一个区担任区委书记。三年前,自己就主动到离公社所在地素有“小香港”之称的二大队五生产队生产队当知青,“可能是因为表现好吧,我是以全大队的最高票被贫下中农推荐的!”

甄漪哼了一声,虽然不置可否,但心里总有对其父亲因素的怀疑与责难。而阳妹却似乎忘了刚才的不快,故意问道:“为啥叫‘小香港’呢?”

陈新褚解释道:“人们爱把男女关系扯不清的生产队叫‘小香港’”。他下乡的那个生产队就是一个男女关系比较随便,所以被公社干部叫做“小香港”:“那些男女开起玩笑来听得你都不好意思、甚至搂搂抱抱、满地打滚呢!”

“还有个生产队叫‘小台湾’呢!”他告诉她们:“就是场镇周边的那个队”。见阳妹感到奇怪,便解释道:“公社干部把地主富农多而且对上级阳奉阴违的生产队叫‘小台湾’,那个队有两户地主两户富农,是全公社地主富农最多的生产队。解放前,中场镇街的两边店铺就是由这两户地主各占一半,解放后被撵到乡下。“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每逢运动,那两户地主就是被全公社斗争的对象,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其中一个地主就吓得上吊自杀了。”他笑了笑:“另一个地主主动制作了‘尖尖帽’和写有‘恶霸地主’的牌子,准备了挨斗的‘行头’,就像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一样,成为大家的笑料!”

“那么,你在‘小香港’难道没有被‘染缸’‘染’了一下吗?”阳妹打趣地问道。

“从小我的家教就很严,也许是家庭的原因吧,我还是有‘免疫力’的。我的办法是,他们一开玩笑,我就跑到很远的树底下去看书。” 陈新褚看了甄漪一眼,微微一笑:“如果被‘染’了,就不会被推荐去读书了。”言语中,流露出“经风雨、见世面”的自信。

陈新褚很健谈,语言也很有感染力。不知不觉中,她们竟然听得津津有味,谈话间,汽车就停在中场街口。

这是一条不到200米长、5米宽的青石板街道。它是农民购买农具、日用品和逢三、六、九赶场的唯一集镇,两边全是典型的川南民居:小青瓦的顶、木头的梁、篾竹片镶嵌的木墙、拌有稻草的糊泥外面抹上白灰,其特点就是黑白分明。由于年久失修,有的白灰早已脱落,房屋亦已倾斜。临街面全是取下门板的一溜店铺:多数是农产品和日用品,如草帽、犁锄、镰刀、耙子,锅盆碗盏、毛巾、布匹、肥皂,等等。亦有一分钱一碗的“盖碗茶”铺、两分钱一碗的“冰粉”摊铺和非常简陋而又屈指可数的两家“粑粑铺”,以及供销社办的“人民饭店”。当然,公社的办公楼是最有气势的:一楼一底的四合院加一个大院,解放前就是后来上吊自杀的那个地主的住宅。门口挂着四块红挂牌:“中国共产党鸱崖人民公社委员会”、“鸱崖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鸱崖人民公社武装部”、“鸱崖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协会”。当然,院内还有一块“大批判专栏”和风中摇摆的已经褪色的一条横幅:“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别再忘了我啊!” 陈新褚目光如炬、一眨不眨地注视了甄漪良久,有点依依不舍的样子,把他们引到公社大院门口、并目送她们走进院内才离开。

“这个‘老知青’对你有点意思呢!”阳妹向甄漪挤了挤眼;

“我看是你自己看上他了吧!” 甄漪反唇相讥。确实,她对这个老同学印象不错。不过,与另外一个人相比,她总觉得陈新褚要差一点,到底差在哪里,此时的她却想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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